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代学人，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独特参与者与见证人。他讲论中西文化，开创“新儒学”；他致力乡村建设，开展改造农村的实践；他发起民主同盟，力促国共联合抗敌、和平建国；他敢于为民请命，犯颜进谏，向毛主席讨要“雅量”；他面对批斗不改初衷，放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他说自己一生不断追求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人生问题，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中国问题，也就是中国究竟向何处去。
他是梁漱溟，狷介狂放，傲骨担当。
01
1988年春末夏初，梁漱溟先生的生命渐渐走向终点。
5月份，他对来访的台湾《远见》杂志记者尹萍说：我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期望，就是顺应世界的潮流。这句话，约略可以视作他的文化遗言。
6月23日上午，梁漱溟突然大口吐血，继而心率骤快。医生在病榻边询问，他用微弱的声音回答：我很累，我要休息。言罢瞑目，溘然长逝。
这一年，梁漱溟95岁。哲学家张岱年说，梁先生的死，让我想到了两句话：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
半个月以后，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灵堂入口大门两侧，悬挂的是孙子梁钦宁拟就的挽联：百年沧桑救国救民
千秋功罪后人评说
横批是：中国脊梁
工作人员上前阻止，被和祖父一样固执的钦宁拒绝了。第二天一早，《人民日报》刊发了消息，标题是《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
大约半年多以前，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祝贺梁漱溟从事教学科研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多数致辞嘉宾都坐着发言，唯有年纪最大的梁漱溟，坚持全程拄杖站立，主持人三次请他就坐，被老头坚决拒绝。
会议上，有晚辈问起他对近几十年里所受苦难的感想，梁漱溟说了八个字：行云流水，不足挂齿。停了停，他补充道：“文化大革命”里，我所有的字画图书都被烧掉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我的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02
整整七十年前，25岁的梁漱溟，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变故：父亲梁济去世。那是1918年11月7日，年过花甲的前清小吏梁济收拾好纸笔，准备去亲家彭仲翼家小住，临行前，他问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
儿子回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老人说完，就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的清晨，残风晓月，凄清宁静，梁济穿戴整齐在积水潭投湖自尽。这是一场精心准备好的死亡，他在留给人世间的最后一篇文字《敬告世人书》中说：
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理之心，人既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欲使国成为稳固之国，必先使人成为良好之人，此鄙人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以聊为国性一线之存也。
这位真正的儒者，所求的不仅仅的个人的心安，而是社会良知的觉醒，他以一己之性命，拼死保全风云乱世的一缕世道人心。
父亲的死对也想过自杀的儿子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当时，梁漱溟已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最年轻的教师，他开始从求佛避世的心态中跳脱出来，决心入世解救世道人心。多年以后，他回忆起与父亲梁济最后的那次谈话，感慨颇深：
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自从先父见背之日起，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事实上不容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
有人说，“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这位父亲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这位儿子选择了承担。”
梁漱溟自己说：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03
民国初年，梁漱溟好几次报考北大，却始终名落孙山，他一生的最高学历，就是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不久以后，1917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读到了在《东方杂志》连载的长文《究元决疑论》，遂邀请作者梁漱溟去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任教。
没想到，这个只有专科学历的24岁青年，竟然在到校的第一天对蔡元培校长说：我不到大学则已，如果要到大学去做学术方面的事，就不能随便作个教师便了，一定要对儒、释两家的学术，至少负一个讲明的责任。请问蔡先生，对孔子持什么态度？
蔡元培略一沉吟说：我们也不反对孔子。
梁漱溟正色说：我不仅是不反对而已，我这次来北大，唯一的意志和愿望，就是为孔子和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
当时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年轻的梁漱溟与新文化的旗手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朝夕相处，无时无刻不感到巨大的心理压力，却从不肯盲从所谓“时代潮流”，他说：天下人自己都会找对的路，只怕不求，求之则得，不对也好，总会对的。
1920年秋天，梁漱溟开始在北大演讲“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人类文明三种文化类型：印度文化、中国文化、西洋文化。中国、印度都过分早熟，西洋大有成就，将完成第一期文化。然而一旦时移世易，人类必将有西洋态度转变为中国态度，“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尽管还不到30岁，梁漱溟就开始以天下为己任，他说：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有一次，他在北京街头闲走，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白发老翁，脚步蹒跚，而坐车的男子却拼命催促，老人脚下打滑摔倒，鲜血满襟，梁漱溟当街便流出泪来，从此终身不再坐人力车。
几年以后，两个儿子相继出生，梁漱溟给他们取名“培宽”“培恕”，宽恕之道，正是儒家的最高人格追求。
04
在北大待了七年后，梁漱溟一方面因不满北大只重知识的西式教育，另一方面不想当个闭门做学问的圣人，于是1924年辞掉了北大教职，先后在河南、山东等地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他看来，乡村建设，才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一个新方向。
那几年，他长期在山东邹平农村生活，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在过年期间也绝不看戏，他说自己体会了农村的种种苦楚，看一场戏就要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
梁漱溟特别佩服对于同样身体力行进行乡村建设的先驱陶行知先生，直到晚年，他念念不忘：陶行知先生人太好了。他本来是留美的，中国从前的都叫做留洋学生，都是穿西装，穿革履。他也穿西装也穿革履，都脱了，穿中国农民的衣裳，穿草鞋，创办晓庄师范。在南京城外空地上，他领着一班学生，自己盖房子，了不起，那个人太好了，太好了，在留洋学生中没有看见那样的人！
终其一生，梁漱溟都嘱咐自己的二儿子培恕：你不要忘了自己是陶先生的学生。
在山东乡下，他仿照宋明讲学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众人，或默坐，或清谈，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这样的集会称为“朝会”。梁漱溟在朝会上的发言，后来被弟子们辑为《朝话》。梁漱溟总对学生们说：在人生的时间线上须臾不可放松的，就是如何对付自己。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对于一切事情也就没有办法。
抗战爆发，梁漱溟不得不中道放弃乡村建设事业，前往后方。在桂林七星岩，学者袁鸿寿请他吃素席，日寇的飞机突然盘旋而至，袁鸿寿大惊失色，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
1941 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攻香港，避难到香港的文化人士乘船撤离，天上有飞机轰炸，水上有水雷骚扰，满船的文人学者都惴惴不安，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
有人问：先生不害怕吗？他说：
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后来，他给儿子写信说道：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直到晚年，唐山大地震，北京人都逃出了户外，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对于生死，梁漱溟一向稳若泰山，任其自然。乐知天命，仁者不忧，这是恂恂儒者的精神本色。
05
梁漱溟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他说自己“不是一个学者”，在他心目中“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
晚年，他对前来采访的美国学者艾恺说：
我的生活，固然做过记者了，教过书了，做过教员了，可是实际上比较重要的是做社会运动，参与政治。我不是跟毛主席、跟蒋介石两大党我都有关系吗？马歇尔在中国的时候，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极力想给两党找出一个妥协和平来。我也是搞这个东西，所以我实在搞了不少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搞乡村建设是社会活动，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恐怕是占我一生很大部分。
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就是为国内的党派的团结抗日。因为我去了游击区一次，在游击区看见两党的军队，我就很怕引起内战，引起内战就妨碍了抗日，抗日期间不可以有内战啊，所以我就先搞“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来搞“民主同盟”。旁人就误以为我是想搞一个自己的党派，其实不对。我不认为中国需要两大党之外，还要一个第三个党派，我没有这个意思。民主同盟不是第三个党派，是什么呢？是想推动两大党团结抗敌，合作建国。能够团结抗敌就好了，能够合作建国就好了。自己不想成一个什么党派。
抗战中梁漱溟在重庆办学，常有批评政府的言论，沈醉带特务闯进学校去查办他。梁漱溟正气凛然，针锋相对：“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
1946 年，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杀，梁漱溟发表了义正严辞的谴责，他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
梁漱溟践履笃实，冒着吃“第三颗子弹”的危险，代表民盟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终将反动政府暗杀民主人士的罪行告白天下。
06
梁漱溟与毛泽东有很深的来往。1918年，在毛泽东岳父杨昌济家中，两位同龄人就已相识。二十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十六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八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
1950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晚餐，还专门嘱咐厨师：“梁漱溟先生在，我们今天统统吃素。”
在梁漱溟心中，毛泽东是开天辟地的伟人，他说：毛主席这个人呢，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没有什么凭借，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一个人，他都是单身一个人。他的家乡韶山，我去过两次，他进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读书的地方，他家乡的人，我们都见到。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一个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
即便如此，在1953年一次重要会议上，梁漱溟还是为了自己坚持的观点，当面顶撞的毛泽东，进而引起巨大风波。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邀发言，重点是谈农民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由此引发毛泽东极大的不满。特别是梁漱溟在发言中引用某人所说“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话，让毛泽东火冒三丈，在会上将梁漱溟臭骂一通，说：“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梁漱溟不服气，登台发言，多次争辩，在巨大的压力下，却依旧“态度安定从容”。
直到晚年，在亲友的劝说下，更在自己的反躬自问下，他对当年自己的“气盛”做了检讨，他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
1986年，毛泽东去世十周年，有人问梁漱溟感想，他说：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07
十年浩劫，国家板荡，文化之劫，百倍秦火。
梁漱溟被被赶出居室，住在简陋的小屋内，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也被抄没——这本书被梁漱溟视为人生最后的至宝，1955年初夏，他与儿子梁培恕游北海公园，说起即将动手写的这部书稿，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他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叙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
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 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了《人心与人生》的写作，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1972年底，举国上下“批林批孔”。梁漱溟参加政协小组学习，他发言说，我只批林，不批孔，因为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
后来，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梁漱溟曾经谈及此事，他说：
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
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半年小组批判，两个月大会批判。他每会必到，泰然处之。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他不理解趋时媚上的郭沫若，作诗讽刺说：
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1985年，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九十寿辰家宴，邀请老学长梁漱溟参加，梁漱溟推说天冷而拒绝。几天以后，冯友兰却意外地收到了梁漱溟的一封短信，其大意是“北大旧人现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
冯友兰先生却说：“这样直言，很难得的。
梁漱溟去世后，冯友兰不顾年高体衰，亲自撰写文章悼念：《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梁漱溟的传记作者，美国学者艾恺说：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
而梁漱溟生平所见最后一位客人，学者韦政通则说：梁漱溟的逝世，成为充满“忧患意识”的儒者在历史上的休止符，向他那样能身体力行，为儒家精神做见证的人物，今后可能很难再见。
本书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在写作《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一书后，为印证事实，于1980年8月来华专访梁漱溟先生的访谈记录。谈话中，梁漱溟论述了儒家、佛家、道家的文化特点及代表人物，也谈及与诸多政治文化名人，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康有为、章太炎、胡适、冯友兰等的交往经历，并回顾了他一生的重要活动——任教北大、从事乡建运动、创建民主同盟等。书中内容丰富，可作为了解与研究梁漱溟思想与活动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
本文转自网络。
